现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孪生失败和慢性孤独

作者：Nancy VanDerHeide, Psy.D.

翻译：邹柳

本文刊载于2012年IAPSP会刊

摘要

本文追踪了慢性孤独的过程，从婴儿期匮乏的、调节性的孪生自体客体体验的根源，到其作为一种严重的健康问题的出现，并讨论了其临床意义。本文将婴儿研究、社会心理学、神经心理学、认知和社会神经科学与当代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概述了孪生自体客体体验在发展调节方面的功能，以及和疏离、孤独的毁灭性体验相关的其它作用。文章用简短的临床材料说明了慢性孤独的概念。

关键词

归属belonging，慢性孤独chronic loneliness，联结connectedness，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调节regulation，自体心理学self psychology，孪生twinship

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能够伸出手就触碰到他人却又如此容易陷入孤独。慢性孤独，在如今即时通讯的时代是种看似矛盾的困境，是抑郁、成瘾、自杀行为以及许多危及生命的身体疾病的高风险因素。越来越多慢性孤独的人会发现他们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孤单，在真实和虚拟的巨大的联系网中无法被听到也无法被看见。我们可能擅长治疗和镜映以及理想化的自体客体体验匮乏相关的自恋问题，但对于早期孪生自体客体缺陷的表达，特别是慢性孤独，却缺乏临床智慧，这真令人遗憾。

本文追踪了慢性孤独的过程，从婴儿期匮乏的、调节性的孪生自体客体体验的根源，到其作为一种严重的健康问题的出现，并讨论了其临床意义。我将婴儿研究、社会心理学、神经心理学、认知和社会神经科学与当代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概述了孪生自体客体体验在发展调节方面的功能，以及和疏离、孤独的毁灭性体验相关的其它作用。我用简短的临床材料说明了慢性孤独这一概念。

孪生自体客体体验

作为自恋发展线中常被忽视的一条，孪生自体客体体验直到Kohut(1984)的最后一本著作才被提升到和镜映和理想化同等的地位。在人的一生中，对于孪生自体客体体验的渴望表明了其“确认自己在其他人类之中是一个人的感觉”的需要。当这种渴望被满足，就会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肯定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会带来安全感、正当性、效能感、和他人本质上的相似感以及对于差异的容受性。此外，孪生体验让人们通过不断学习可以增强与生俱来的天赋的技能来实现他们目标导向的抱负。缺乏必要的自体客体回应会导致深深的、受损的孤独感、疏离感、无能感以及对差异的反应。

起初，Kohut(1978)将患者对于孪生体验（或者另我体验；他互换性地使用这两个词）的渴望理解为夸大的自我激活的信号，他认为这种自我激活的形式不像融合渴望那么古老，但比镜映渴望古老。Kohut最初将孪生自体客体需要归为自体夸大的那一极，居于融合和“狭义的镜映”的阶段之间。或许这是它在精神分析文献中相对稀缺的原因。Gabbard(2000)认为，这可能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孪生的概念“和其它两个概念相比临床的效用有限，被排除在了自体客体移情的讨论之外”。不过，Kohut对于孪生自体客体需要的认可在不断深化，他开始理解到它们和夸大自体无关，而是反映了一种独立的、基本的需要，即归属和适合。他将进一步研究“从出生时刻到死亡的时刻”的自体客体需要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后继者们(Kohut, 1984, p. 194)。这一召唤已经被回应，很显然，孪生结构的临床效用是无限的；同样清楚的是，它也值得进行比迄今为止更多的研究。

Kohut晚年曾经给他的同事Douglas Detrick写过一封信，详述了他决定将孪生从镜映的领域单独出来作为唤起和维持自体感的第三种方式。Detrick(1985)部分基于这封信的内容提出，孪生“比镜映或理想化的人类体验更基本”——这一观点得到了Basch(1994)和其他人的支持(Wahba, 1991; Martinez, 2003; Gorney, 1998; Rector, 2000)。Basch假设早年的孪生需要必须作为进化的先决条件得到满足，这种进化首先是理想化，然后是确认的需要。

许多人认为孪生需要主要和潜伏期有关(Knight, 2005)，和镜映以及理想化的需要一样，这些需要在早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会一直持续，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当一个人重要的联结感变脆弱时便会被激活。Rector(2000)概述了一种发展的连续体，描述了孪生表现的变化，从早年前语言的体验到幼儿的模仿行为、潜伏期及之后的同伴关系，再到维持成人自体感的更加成熟的孪生支持形式。她认为，对于孪生体验特别重要的时间还包括俄狄浦斯期性别认同以及创造力蓬勃发展的阶段。

Lichtenberg(2003)描述了孪生自体客体崩溃的可怕后果：“无法对婴儿的人性（主体性）及其根本的独特性的识别进行沟通，将损害婴儿的依恋和其他动机系统的发展，损害他/她的自体感”。如果一切顺利，9个月大的婴儿就会知道“有一种共同的纽带，一种基本的孪生形式，所有人都有相似的感受，可以积极地寻求这种共同之处”。在同一篇文章中，Lichtenberg描述了孩子在发展核心自体感的过程中和她特别的父母的联结的重要性——她的归属感：Katie之所以是 Katie是由她的父母确立的，“我知道你——你喜欢细嚼慢咽，喜欢有人跟你说话，喜欢在水里玩——你属于爸爸和妈妈——我们也属于你”。

孪生在一些特定的临床领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Gorney(1998)探索了孪生对于活力和愉悦的体验的贡献。她发现，“促进活力、肯定生命的孪生体验是精神分析技术最基本的目标之一”。有些作者将孪生现象与创伤联系在一起(Ulman and Brothers, 1987; Stolorow, 1999, 2008, 2010; Gerzi, 2005)。Rector(2000)探讨了孪生和灵性之间的关系，Sand和Levin(1992)描述了音乐的孪生自体客体功能。孪生体验对于和差异有关的议题也有影响，包括性(Martinez, 2003; Kottler, 2007)和文化的差异(Wada, 1998; Togashi, 2007)。Wada(2003)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孪生自体客体移情在养老院老人治疗中的重要性。Segalla、Wine和Silvers(2000)，和Stone一样，看到了团体中的孪生议题。孪生体验对于主体间性的贡献也开始被研究(Gorney, 1998)。

Togashi详细阐述了他提出的“彼此发现”mutual finding的概念——对Kohut最初的孪生自体客体体验的扩展。作为一个在美国学习的日本人，Togashi受到了自己这段经历的启发，他提出，他人在他们身上发现和我们的相似之处，与我们在他人身上发现和我们自己的相似之处同样重要(Togashi, 2009)。Detrick(1985)和Brothers(1993)也对孪生概念进行了扩展，将“另我”alter-ego部分和孪生本身区分开来。Detrick(1986)保留了Kohut对孪生最初的定义，而使用“另我”一词来指代“在群体过程中锚定个体的那些相同或者相似的体验”。Brothers认为在自体被否认的情感中体验到相似是一种需要，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必要的另我体验。

孪生和自我调节

在婴儿发展出至关重要的、凝聚性的自体感所仰赖的各种自体客体功能中，调节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新生儿就需要和自体客体持续的调节交换来维持自我平衡(Kohut, 1971, 1977)。养育者提供的镜映和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对于婴儿发展调节能力的贡献在自体心理学文献中有过详细的讨论，并被广泛接受。具体来说，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功能和张力调节以及儿童自我安抚能力的发展有关(Gardner, 1991; Rector, 2000)。Wolf(1988)曾经写道，“理想化的自体客体通过允许其体验到与平静、力量、智慧和良善的融合来维持自体”。充分的镜映自体客体回应“通过对自体的伟大、美德和完整提供接纳和确认的体验来维持自体”，并有助于自尊的调节。

和平静的、全能的他人的融合会影响习惯，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功能会影响调节，传递了婴儿和他/她的父母/养育者本质上的相似的互动也传递了至关重要的、自我调节的归属感和联结感。婴儿研究强调婴儿和养育者交流的形式，而对婴儿研究的发现指出，孪生的自体客体体验在最早的调节能力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Beebe等人(2003)断言，匹配、呼应和相似“让婴儿能够理解伙伴和自己的相似：本质上是以一种前象征的形式，‘你像我’”。在这方面，提供对方情感体验和过程感受的互动远比模仿婴儿的显性行为重要得多。Socarides和Stolorow(1984)在他们开创性的论文中阐述了，从自体客体获得的情感调节的回应对于情感整合、耐受焦虑和自我安抚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坚持认为“自体客体功能从根本上属于自我体验的情感维度，对于自体客体的需要是对于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情感状态的特定的、必要的回应的需要。Kohut(1971, 1977)对于镜映和理想化自体客体的概念化可以被视为这个扩展的自体客体功能的概念在情感整合方面的非常重要的、特殊的例子”。

Stern(1985)对情感调谐affect attunement的定义包括时机、形式、强度等不同知觉模式的交叉匹配，他认为，是“感受的形式”而不是行为为匹配提供了参照。强度在这些因素中脱颖而出，因为它和对伙伴的内在状态的协调或者交互调节有关。在意识层面上激活水平的变化比情感类型的变化要少，它们是持续的，是源源不断的、根据情况不断变化的、不同知觉模式的交叉匹配的流，从而在二元的关系移动中形成了一个舒适的、内隐的、恰切的背景(The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 2005)。只有当其中创伤性的、未修复的中断破坏了“共在”的背景时，脆弱的孤独的恐慌才会爆发。这在婴儿时期和生命晚期是一样的。

如果父母/婴儿的调节被打了折扣，就会发展为功能失调性依恋相关的解离性症状，以及情感、自我形象和关系不稳定的泛化的模式，这是许多障碍的特征(VanDerHeide, 2012)。最近的研究增加了我们对于混乱型依恋的理解，研究认为，混乱型依恋的发展不在于儿童虐待，而在于养育者中断的情感交流(Lyons-Ruth and Jacobvitz, 1999; Lyons-Ruth, 2006)。有效的养育者交流模式是安全依恋发展所必需的对婴儿期唤起的恐惧和压力持续地、高度调谐地调节的基础。Lyons-Ruth(2006) 根据依恋、无助/恐惧、敌意/自我指向将养育者分为两大类，这两类养育者都表现出了中断的情感交流模式，他们无法调节婴儿的压力唤起。这些养育者自己的观点、需要和声音要优先于他们的婴儿的观点、需要和声音，无论他们的交流是冷漠的、退缩的还是明显带有敌意的。纵向研究还表明，情感不稳定、自我形象不稳定和关系不稳定的泛化模式通常会出现在那些父母是侵入的和退缩的孩子身上。总之，这些研究强调了恰当的沟通模式在早期婴儿调节和安全依恋中的作用。

Schore(2002)在他对自体系统的发展性神经精神分析视角的应用中讨论了发生在婴儿/养育者的二元交流矩阵中的“情感共时”affect synchrony的双重调节过程，并将其描述为“依恋及其相关情绪的基本构建模块”。这种“生物节律的人际间共时性”涉及到在心理-生理状态有着相似性质的二人之间时间和情感模式匹配的过程。他引用了Lester、Hoffman和Brazelton(1985)的说法，“共时性的发展是双方学习对方的节律性结构并修改自身的行为以适应这个结构的结果”。虽然Schore认为“情感共时”的特征和“Kohut式的镜映”类似，但我认为，之所以能够将这一过程确立为孪生的一种，是由于其对情感、时间和节律匹配的强调，还由于它以传达自我状态的相似性为目的。

虽然试图从婴儿所遇到的镜映、理想化和孪生自体客体功能中区分出它们各自对于婴儿习得调节能力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假设或者一种人为的判断，但很显然，孪生体验发挥着和其它体验同样重要的作用。自体心理学阐明了，自尊调节的质量和被镜映的自身优秀的品质和成就，以及对一个理想化的、平静的、强大的他人的安抚-唤起的特质是蕴含在一起的。从早年的婴儿期到贯穿整个人生，孪生体验中确保一个人在一个和他/她相似的世界里是一个受欢迎的参与者的体验提供了调节的第三种形式。接下来的内容我会讨论在对联结和归属的人类需要的情境中孪生缺陷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归属的需要

强烈的归属的需要会促使人们寻求和他人的依恋以及在群体中互动(Bowlby, 1973;Baumeister and Leary, 1995)。Lichtenberg将依恋和亲和动机系统描述为推动人类行为的七个内在系统中的两个(see Lichtenberg 1989, 1993; Lichtenberg, Lachmann, and Fosshage, 1992, 1996; Lichtenberg, Lachmann, and Fosshage, 2010)。这些系统的情感目标是获得和维持亲密感、亲缘、接纳和归属感——这些目标和孪生自体客体需要一致，它们都是从婴儿期到整个人生中都存在的。在婴儿期及之后充分的孪生自体客体体验会建立起调节关系中情绪情感变化的能力，这对成功实现这个动机目标至关重要。

归属的需要如果通过令人满意的依恋和亲和的关系得到满足，就会让人投身于高度愉悦的活动，并体验到深深的舒适和幸福。尽管几乎每个人都体验过短暂的社交性孤独的感觉或者对在关系中的孤独感到不满，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建立带来亲密感和归属感的关系并不会太难。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寻求新的联系或者恢复现有的联系相对容易，短暂（但痛苦）的孤独感很快就会让位于他们更加习惯的喜乐安康的状态。

这种关系性的本质让我们生来就是社会性的生物，倾向于建立关系而不愿破坏关系，有种压倒一切的倾向就是和身边相近的人建立友谊。对大多数人来说，孤独（不要和孤独状态相混淆）是一种正常的、可预期的状态；当然，它并不愉快，但不会引起真正的关注。也难怪治疗师、家人、朋友和网络上给孤独的人的建议通常都是一些常识性的，比如上课、去教堂、参加环保组织或者其它社会组织。不幸的是，有大约15%到30%的普通人患有慢性孤独(Heinrich and Gullone, 2006)，他们并不能从这些通常有效的活动中获得帮助。

慢性孤独是指持续两年以上的、渗透性的、无处不在的孤独感。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区分，情境性孤独指的是某人由于失去了一段特定的关系而引发的孤独，但这个人过去一直对他或她的关系是满意的。慢性孤独往往会让人极度脆弱，无法建立持续的人际关系的人会长期生活在持久的、深刻的空虚感、抛弃感、脆弱感和顽固性的悲伤中，正如下面这个简短的案例片段所示。

Matilda

柔软的亚麻色头发在Matilda面前散了一大片。她是想藏起来？还是让我消失？还是两者都有？可能两者都有吧；每当我坐在那里听她讲述她一天的痛苦经历时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到每周四次的治疗持续了两年之后，她才把头发向后梳了起来，让我们可以有规律的眼神交流。直到那时我才发现，自己常常想象在那层轻薄的面纱之后是一个孤独的六岁的小女孩，而忘记了说话的声音是来自一位年轻的女性。

Matilda的父母为了工作背井离乡，从南部来到加州。他们几乎没有可以交往的朋友，更别说家里的小孩了；大多数时间这个小家庭都不与人来往，非常孤立。Matilda是独生女，她的时间主要花在给毛绒玩具办茶话会或者看卡通片。上幼儿园之后她也总是独自一人，在很多方面都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们取笑她的名字，她的名字确实与众不同，像一个成人的名字，太具有异国情调。Matilda在课间休息时一个人玩，下课后一个人走路回家，很难交到朋友。她说高中时终于和一群“不合群”的人交上了朋友。那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员。她开始和我做分析的时候这种情况并没有好转。研究生院的生活和工作并没有给她和这个年龄段的同龄人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她从小到大无比熟悉的孤独。

Matilda从她的长发形成的帘子后面向我讲述着她日复一日受到的许多轻视和拒绝。她研究生项目的同学会忽视她，下课后不等她一起离开，不叫她一起午餐或者一起去学习小组，还会在她做报告的时候睡觉。在工作中，老板们会忘记她的名字，忽视她的贡献，分配给她别人不想做的工作。在其它地方也是，拼桌、同座、拼车时不会有人给她留座位，去饮水机接水也没有人会让她。她说这不能怪那些人，因为谁会愿意和她这样又胖又丑的人一起呢？

在Matilda能够转到其它话题之前，我早已学会了让自己的回应仅限于一些表示我持续存在的意义不明确的声音上，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每当我试图确认她的感受时她都会用嘲弄的自我厌恶作为回应，她觉得被我的询问批评了，她觉得我的大部分评论好像是在要求她默许我的某些需要。

在她说的那些伤害中有一种辛酸，让我能够保持专注，尽管我们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结。头两年支撑着我的幻想是，每天放学后我和六岁的女儿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听她讲其他孩子对她说的和做的刻薄的事。

渐渐地，Matilda从她的头发后面出现了，揭开了她的情感世界，既有童年的悲伤，也有现在无处不在的、在极度荒凉和无垠的孤寂之中孤独的、隔绝的体验。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被疏离的感觉所包围，这让她有一种一直以来只是在观察周围生活的感觉。给别人带来愉悦感的活动，比如在令人愉快的咖啡馆里喝杯茶，只会增加她的孤独感。大部分时间她都会把头埋进书里，让书本占据自己的精力，将人们投身于生活的温暖的景象和声音隔绝在外。她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还有什么变化的可能。

在我把办公室搬到街对面的大厦后，我们的治疗出现了一个转折。我原来的办公室是一间小小的、没有窗户的房间，就像一个“鞋盒”，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很高兴搬进了这个有窗的、相对宽敞的空间。Matilda第一次主动地、公开地评论了和我有关的事情，她表达了对这个变化的沮丧。新办公室太冷了，太大了，我们坐得太远了。她告诉我，在之前的那间办公室感到温暖、安全、离我更近。确实是的，我们在之前的办公室坐着时几乎膝盖碰膝盖，现在我们之间大约有四英尺的距离。然而，当然，她说的是情感上的距离，而不是身体上的。

探索她对于新办公室的感受没花多长时间，因为没过多久她就说完了有关这个话题所有想说的话，不过我们还是制订了一些让她感觉更舒适的策略。首先，我们在椅子的摆放位置上进行了试验，最后达成了一致，相距半英尺左右。然后，她找到了一条毯子，用毯子裹住身体，只露出脸。这样感觉更好，更暖和，不过还是不对。最后有一个绝妙的举动，她建议我用另一条毯子把自己也裹起来。

我们坐在各自的椅子里，离得更近了，毯子温暖地围绕着我们。她接下来的表述确认了我们关系的一切美好之处，也是一种隐喻和试金石，她说：“很好，现在更好了，更像以前了。嘿——我们是袋鼠，这是我们的育儿袋。”

于是我们成了两只袋鼠，在一个住满了不那么友好的人、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找到了避难所。她在崩解的时候是我的“袋鼠宝宝”，把脸深深地藏在她的育儿袋里。而在其他时候，当她感觉更安全，会更多地露出来，因为她知道她可以随时“回到她的育儿袋”。她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爱玩，我们会一起“去度假”。我们经常去澳大利亚内陆或者新西兰，在那里我们可以和其它袋鼠一起跳来跳去，它们有时会邀请我们共进晚餐。

这个尚在进行中的长程治疗的简短片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感到孤独的人的生活。孤独的感觉深深地印刻在了她的经历之中，即使消散她也会感觉只是潜藏了起来，就像重度抑郁患者，有所改善但依然保持警惕甚至期待着新的抑郁发作。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程度，但在我那间像子宫一样小的办公室里，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有意义，让Matilda可以在新办公室冒险邀请我加入她的孪生体验。我们共享的袋鼠历险记是Matilda对于亲和的强烈需要得以体现并得到满足的几种方式之一。我也喜欢做“袋鼠群中的袋鼠”！

慢性孤独

慢性孤独还与许多生理和心理困境有关。虽然慢性孤独的体验让人非常沮丧，但它和抑郁症并不同；这两者通常是共存的，在抑郁得到缓解后孤独及其相关的健康威胁会依然存在。尽管抑郁不意味着孤独，但孤独可以预测未来的抑郁发作(Wei, Russell, and Aakalik, 2005; Cacioppo, Hughes, et al., 2006)。慢性孤独的人主要关注于人际间关系，抑郁症是一种以普遍的消极和不满为特征的整体性的体验(Weiss, 1973; Horowitz, French, and Anderson, 1982; Cacioppo, Hawkley, et al., 2006)。

许多研究人员概述了慢性孤独带来的严重的健康后果。慢性孤独和阿尔茨海默症(Wilson et al., 2007)、肥胖(Lauder et al., 2006)、血管阻力增加(Cacioppo et al., 2002)都有关。此外，它和免疫力下降(Kiecolt-Glaser et al., 1984; Pressman et al., 2005)、酗酒(Akerlind and Hornquist, 1992)以及老年人死亡率(Penninx et al., 1997; Seeman, 2000; Hawkley and Cacioppo, 2007)也有关。它和自杀观念及行为也紧密相关(Rudatsikira et al., 2007)，这一点也不奇怪。更令人惊讶同时也令人担忧的是，有研究发现孤独可以改变免疫系统中的DNA转录(Cacioppo, 2002)。

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有一些特殊的特征，但有三个因素对于持久的慢性孤独的影响尤其明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慢性孤独涉及到与社会性断裂有关的个体脆弱性、他/她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他/她和社交性孤独有关的组织原则，这些是相互影响的。研究一致认为，第一点有着较强的遗传成分。

基因对孤独的影响

同卵双胞胎经常被用于研究基因对孤独的复杂特征差异的影响。荷兰双胞胎注册Netherlands Twin Register始于1991年，是对青少年和成年双胞胎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和生活方式的纵向调查研究(Boomsma et al., 2006)。简洁起见，本文中我报告了其中的三项研究。在这三项研究中，由遗传因素引起的孤独的个体差异从37%到77%不等。这些结果表明，在孤独的敏感性方面的遗传可能性是中高水平的。

《荷兰双胞胎孤独感纵向遗传分析》“Longitudinal Genetic Analysis for Loneliness in Dutch Twins” (Boomsma et al., 2007)中包括了3798对年龄介于13岁到85岁之间的双胞胎，其最后5次测评跨越了12年。基于因素分析，研究人员调研了青年自我报告Young Adult Self Report (Achenbach, 1990) 中的两条：“我感到孤独”和“没人爱我”。这两个问题都有从不、有时和经常三个答题选项。“我感到孤独”这条的遗传可能性大约是77%，并且和年龄成正比。“没人爱我”这条没有观察到和年龄相关的趋势，遗传可能性大约是70%。从个体来看，35岁以上的成年人的遗传可能性更低，两条内容的比率分别是41%和54%。高龄老年人的数字再次升高。

2010年“孤独的家族相似性”研究“Familial Resemblance for Loneliness” study (Distel et al., 2010)中，研究人员采用了扩展的双胞胎设计，收集了双胞胎的配偶、父母和孩子的数据。这一设计让研究人员能够根据婚姻、教育水平、生育情况和兄弟姐妹数量等社会人口学因素来完善研究。这项研究证实了其他研究的发现，即孤独和婚姻、子女情况、兄弟姐妹数量和受教育年限有关，其影响对男性比女性更强。一项有趣的发现显示，没有工作的男性比有工作的男性更容易感到孤独，而有工作的女性则更容易感到孤独。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说明了孤独的一些差异，但并不会改变遗传因素的影响。

最后，Bartels等人(2008)对7995对双胞胎进行了一项研究，针对7至12岁儿童和孤独有关的个体差异中基因的影响，这个研究的主题为“遗传和环境对于童年期稳定的孤独的影响”。这些孩子当中很多依然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住在一起，所以研究人员还调查了共享的环境和非共享环境的不同影响。在本研究中，孤独的个体差异的基因因素占45%，其余的变量中非共享环境因素占43%，共享的环境因素占12%。这是同类型中鲜少明确指出童年时期独自一人的孩子会在之后表现出慢性孤独的迹象，并强调在上学期间进行干预的必要性的一个研究。

鉴于亲近他人是进化的优势，对孤独的厌恶的基因基础会大大提升人们早期的安全感。研究人员使用核磁共振成像发现，孤独感激活了大脑中记录身体疼痛情绪反应的区域——前扣带皮层的背侧，使之成为一种不可否认的、强有力的伤害性刺激(MacDonald and Leary, 2005)。对被排斥或者被群体潜在的排除在外的迹象的敏感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被社会性流放对于早期人类来说无异于死刑。即使在今天，被排除在小组成员之外也会让那些感觉不受欢迎的参与者产生毁灭性的感觉——无论高中的“刻薄女孩”还是相当共情的团体成员都知道。不幸的是，有这种预先敏感倾向的人要冒着被更有力量或者更有影响力的他人剥削的风险作为被接纳的代价(Cacioppo, 2002)。

孤独，孪生和自我调节

就像一个有抑郁、双相情感障碍或者癌症遗传基因的人并不一定会患上这种疾病一样，社交性孤独的高脆弱性只是导致长期的、让人虚弱的孤独的部分因素。一般来说，孤独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失调，削弱了我们自我调节、交互调节的能力，损害了共时性(Cacioppo and Patrick, 2008)。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常并不需要太多的联结就能恢复自体的凝聚感。然而，当调节能力不再可靠时，比如那些早期自体客体环境缺乏必要的回应的人，重新建立情绪平衡可能会更有问题。

对于许多人来说，被拒绝和被疏远的感受会在持久存在的孤独的恶性循环中迅速加剧，就像在令人羞愧的经历中被人撞见一样(VanDerHeide, 1992)。部分原因是，那些已经感到和他人隔绝的人会对潜在的排斥极度敏感(Baumeister and DeWall, 2005)。与孤独相关的情感状态令人痛苦的本质，以及孤独者所报告的不断加剧的焦虑，往往会转化为对可能引发孤独的情况的回避。长期存在的调节问题也有着重要影响，强烈的痛苦、沮丧、悲观忧郁常常被孤独所笼罩，难以吸引或者利用令人安心的联结的体验；情感不稳定的人也不容易从这些负面的情绪状态中恢复过来。

健康自体发展所必需的自体客体功能的任何缺陷都会影响调节方面的困难，特定的自体客体的支持不足往往会特别反映在对于任何特定的人无法忍受的特定的情感状态上。因此，积极的孪生体验所带来的归属感、安全感、正当性和“在其他人类中是一个人”的感觉将会被缺失所带来的失联、疏远和孤独的凄凉感受所取代；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不能挽回地“远离”，而不是“成为一部分”。这些感受不太可能得到那些总是会灌输这些情绪的养育者的有帮助的回应，这会增加它们被否认或者被匮乏地整合的可能性，往往会引发超出意识范围的厌恶和适应不良的反应(Atwood and Stolorow, 1984; Stolorow, Brandchaft, and Atwood 1987; Stolorow and Atwood, 1992)。此外，这可能会让人们对疼痛的本质感到困惑，无法准确地定义它。这种困惑也很容易被放大，当医疗服务人员诊断和治疗抑郁而没有处理孤独时，绝望感就会加剧。抑郁可能有许多潜在的治疗途径，但慢性孤独需要和他人有意义的联结。防御性的社交沉默和其他适得其反的孤独行为，如酒精滥用和网络色情，往往在其形成之前就需要得到治疗。

除此之外，那些父母没能在其出生的第一年帮助其调节兴奋性唤起的孩子可能会发展出控制人际间互动的策略，从而确保他们需要的关注(Lyons-Ruth and Jacobvitz, 1999; Hesse et al., 2003; Cortina and Liotti, 2007)。在三到五岁的时候，一些孩子会采取控制-惩罚的依恋策略，对父母采取一种愤怒、强制的姿态，还有一些孩子则会扮演照顾或者取悦父母的角色——即控制-照顾策略。这两种策略都不能促进和他人之间令人满意的情感联系，只会让他人避免或者利用这种联系。由控制-惩罚策略产生的欺凌行为只会引起对欺凌者的反感，而那些使用控制-照顾策略的人在试图影响他人的行为时会让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感受可悲地失去平衡。这两种策略的使用都无助于缓解孤独，而且还会产生更多问题。

早年养育者失败的自体客体调节开启了疏离的过程，并最终导致慢性孤独，二元的交换开始将“没有归属”的体验组织成可以预期的人际交往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孤独感的消极理解会稳步增强，从而增加了他们长期孤独的可能性。虽然指导人们解释并为关系性体验赋予意义的组织原则因人而异，但孤独的人确实会用一些相当一致的方式描述自己(Snodgrass, 1987)。我们会从那些早年的关系性环境致使其自恋脆弱的人那里听到典型的、负面的自我表述，这暴露出了自我价值的问题，除此之外，更多反映出的是更具体的、隔绝的感受。不同的、关系匮乏的、被误解、无效社交、不被接受、不适合——这些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孤独的人努力理解他们不适应的、困惑的体验。

总结

我们的社会把独立理想化，把孤独贬为软弱，把孤独的人贬为自怜的抱怨者，将问题主要归咎于他们自己。可以理解的是，尽管相当不舒服，承认孤独和直接的羞耻常常是相伴的(Nurmi et al., 1997)。孤独的人被认为没有吸引力、不真诚、不值得交往、比同辈人更被动(Lau and Gruen, 1992)。这种态度不仅阻碍了孤独的人向他人寻求帮助，而且也证实了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交上的孤立的自我谴责的假设。

脆弱的个体的不被希望的孤独伴随着羞耻，不过这种私下的痛苦远比参加一个被排斥或者被冷落的活动所带来的灼热的羞辱要好得多。大多数人都至少有过这样的童年经历，最后一个被选择加入躲避球队，或者在事后才知道同学生日聚会的消息，这些经历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对于慢性孤独的患者来说，这样的经历几乎是常态，其他人也几乎不能治愈他们。他们是那些在放学回家的车上独自坐着的孩子，被留在球场边站着的孩子，在学校舞会上尴尬地笑的孩子。他们越感觉不受欢迎、被排斥，他们的故事就越难以耐受，即使对于那些富有经验的治疗师也是。

完全理解慢性孤独需要大量的共情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那些避过了被拒绝的锋刃伤得如此之深之久的“完美风暴”的人来说。对社交性孤独的恐惧和羞耻的有害的涟漪一样潜藏在每个人过去的某处——人性之中，如果拒绝承认就会鼓励否认、回避和解离。孤独的治疗师，和容易羞耻的养育者一样，必须运用这一觉察来管理这些感受，无论它们的伪装是什么。否则，建议那些对于被轻视很敏锐的患者在能够耐受潜在的排斥之前“去上课”的风险就会非常高，而且往往会导致再次创伤。治疗自恋脆弱的患者需要微妙的技巧——将关注的、鼓励的光投向成长的、充满希望的、新的卷须，耐心地允许患者理想化，总是去修复我们共情的中断。孪生也很微妙，因为我们分享着彼此对于被抛弃的寒冷的谦卑的、常常是无言的理解，共享着情感的共鸣和对于联结的温暖的不懈的追求。这些挣扎和快乐让我们是“其他人类中的人”。